“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具有学术辩论形式但在内容上又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争论。它事关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导思想上的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理之争，将之视为一次政治论争更为妥当。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上个世纪初，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式的争论，而且也一直影响到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脉络。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解的习题。
1919年6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日，胡适在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在该文中，胡适还嘲讽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文章发表后，首先是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不久，在家乡避难的李大钊也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后者为它加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登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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